藝術設計

　　◆體裁：報告文學預防癌症 ◎文/餘戈
　　【“著名山民”李正早去世之後，關於松山歷史的“活的”章節，SD記憶卡就算真正翻篇】
　　【歷史作品最難敘述的，恰恰是戰爭環新竹售屋境中的這些普通人的生存故事】
　　“本來我設想以他為影子，寫一寫抗新竹房屋戰中的普通人”
　　松山老人李正早過世已經四年多了，我和幾位常去松山的朋友偶爾ssd固態硬碟會念及他，想為他寫一點什麼，卻每每不知該如何說起。
　　四年前那個春天的深夜，我剛從松山踏訪回到北京不久，忽然收到戈叔亞先生的郵件，報告他的死訊：
　　“松山的小陳說昨天（4月26日）下午五時李正早去世了。我最後和老馮去採訪他時，他已經痴獃了，什麼人也不記得了。照片上就這樣。老人去世了，我很難過，原來希望寫他的故事呢。但是許多松山人對他的事情有疑問，所以我沒有寫。我在松山，因為這個事情，沒有怎麼去看老人。對老人我的感情很複雜。我感覺老人最後好像對我也有些失望，僅僅是感覺。給他買的助聽器，他好像就用了幾天就不會用了。唉，一個人就這樣不在了。本來我設想以他為影子，寫一寫抗戰中的普通人……”
　　次日晨，我把此消息發短信轉告幾個月前曾在松山採訪他的鳳凰衛視編導畢蜂，這個四川姑娘回信：“天哪……”
　　李正早是松山的“著名山民”，可以說，早些年曾去過松山的歷史研究者、媒體人和游客，幾乎都由他來做導游；後來才是晚輩的護林員楊金滿及大學生文管所長陳院峰（即戈叔亞信中提到的小陳）。
　　2004年秋天，在那場戰爭過去六十周年的日子，筆者首次踏訪松山，也是李正早為我導游的，他還給我唱起了從日軍慰安婦那裡學會的日本歌《滿洲姑娘》。戰爭時期，他是一個十四五歲的松山少年，給日本人放馬，因為年紀小，日本人對他似乎不太警惕，他因此可以比其他人更容易地接觸日軍，還有那些慰安婦。1944年9月7日，即松山日軍全員覆滅那天，他在勐梅河谷發現了四個逃跑的朝鮮籍慰安婦，其中包括樸永心。他救助了她們，並將樸永心攙扶到了臘勐街上的遠征軍第八軍野戰醫院。當時，懷孕的樸永心腹中的胎兒可能死了，一路上鮮血順著腿往下流……
　　李正早去世之後，關於松山歷史的“活的”章節，就算真正翻篇兒了。
　　“日軍占領時期松山的“生態人群”是一種什麼狀態，這是今天人們最難想象的”
　　李正早不是遠征軍老兵，但是關於那段歷史，他比老兵知道得更多。尤其是在1942年5月至遠征軍反攻松山前，即日軍對松山的殖民統治時期，他是生活在松山的一個“自然人”。
　　日軍占領時期松山的“生態人群”是一種什麼狀態，這是今天人們最難想象的了。我們以往的歷史敘事，最大的窘境也許正在此處：因為難以把握這種狀態，或者乾脆就不打算如實描述這種狀態，很容易把它簡單化處理，於是我們看到的歷史敘述中，在日軍統治下的中國城鄉，不是隱忍愛國的同胞，就是賣國附逆的漢姦。實際上，更多的人，只是兩個字：活著。
　　活著，早在餘華、張藝謀的那部名作中已經被正名，甚至有點被“神聖化”了。對於長期以來“被崇高”的中國人來說，既然身為“人民群眾”，整體上的境界不允許太低，因此，有關普通人的自私、怯懦、苟且、背叛，都是不能為社會所能容忍的。所以，在我們的國度里，像抗戰國軍戰俘、志願軍戰俘、金門戰役戰俘這類事情，過去基本上處於歷史的暗角。前幾年，著名收藏家樊建川在自己的博物館里為抗戰被俘軍人建立了一個紀念館，並創造出了“抗俘”這個概念——雖然做了俘虜，但畢竟曾經“抗”過。因此，現在的國人已經有足夠寬容的心態來正視他們的價值。
　　但是，還有更多的人，卻是像李正早這樣並沒有怎麼“抗”過，並且還以生存智慧熬過了那段歲月的人。你怎麼看他們呢？
　　打仗的事再複雜，也都好說；最難敘述的，恰恰是戰爭環境中的這些普通人的故事。所以，筆者在寫松山戰役時基本屏蔽掉了這些事情，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寫出李正早們的故事，還有騰衝那邊的日軍行政班本部長田島壽嗣大尉的妻子蔡蘭惠的故事……
　　但是，像戈叔亞先生一樣，我對李正早也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不僅如此，曾採訪過他的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欄目編導畢蜂女士，也懷著與我們類似的感情。在我告訴畢蜂李正早過世的消息後，她先是驚愕地回了一句：“天哪……”隨後，說起當時採訪過程的精彩，並說，鳳凰衛視正在製作的松山紀錄片，可能不會完全使用這些精彩的鏡頭；但是如果有其他媒體想用，她願意無償提供——她也感到了講述李正早的故事的特殊難度。
　　我說，你幫老人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你知道嗎？
　　畢蜂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在採訪結束後，李正早向她提出，可不可以幫自己照一張相，再幫他一家人照一張全家福。畢蜂欣然應允了，並且在回到北京後，很快就把照片寄到了李正早手裡。
　　我說，這些年給李正早照過相、與他合過影的人不計其數，但是離開後能把照片寄給他的，可能你是唯一的吧。
　　“明白他們希望自己如何講述，而李正早總是能找到適應這個來訪者的講述方式，讓他們滿意而歸”
　　我當時暗忖，畢蜂他們為李正早照的像片，那一刻應該懸掛在他的靈堂上，當做遺像。也許，當李正早向畢蜂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他就預想到了這一點，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這些年幾乎沒有跟前來採訪、看望他的各種各樣的人主動提出過什麼要求。如果來訪者聽講解聽得滿意了，主動給他一百兩百元，他也會再三道謝後收下。
　　作為一個松山山民，他非常本分、懂事；但是，他又絕對聰明、善解人意。否則，他不會如此吸引著那些專家、學者、記者和游客。他稍微接觸一下這些來訪者後，就知道他們感興趣的是什麼，甚至明白他們希望自己如何講述，而他總是能找到適應這個來訪者的講述方式，讓他們滿意而歸。最重要的是，他講的都是事實，只不過，是來訪者對於事實的需求有不同“口味”，而他像個技藝非凡的廚子，能把一隻茄子或者西葫蘆烹制出不同的色香味而已。你能說紅燒茄子和蒜拌茄子有本質上的區別嗎？本來，所謂歷史，在不同的人心裡就是不同口味的菜蔬而已，在這個世界上，你能找到一隻絕對意義上的茄子嗎？這個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蘋果、梨、桃子、菠蘿、香蕉……沒有抽象的“水果”。
　　歷史敘事也是如此。
　　也許，從李正早的視角來看，在1942年至1944年初夏的松山，他所打交道的那些來自日本北九州地區的日本兵，在某種意義上，與這些年絡繹不絕地來拜訪他的人——包括筆者，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當然，可以用“善人”和“惡人”來區分；但是，也許還有一種區分對於他更重要：都是外人。在這個意義上，李正早在70年前就學會了與外人打交道的經驗。
　　2010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記者林天宏寫了一篇文章《一種戰爭的兩種紀念》，讓讀者看到了那場戰爭中的一個微妙的視角：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在松山打了一場，後來他們都走了，松山又成了松山人的松山。戰後的幾十年，他們在那個曾經被鋼鐵覆蓋、鮮血浸透的山上繼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且搜尋挖掘、出售那些戰爭遺留物，居然一度成為他們的生計來源；他們中的有些聰明人成了業餘“拆彈部隊”——他們自稱為“挖山人”，多年來死於這件事的有十五六人。
　　遠征軍的戰爭結束了，松山人的“戰爭”似乎一直沒有完結。那麼，松山人眼中的那場戰爭，到底具有何種認識意義？或者，到底有沒有認識意義呢？
　　就是說，即便是對於與我們的家國如此休戚相關的一場戰爭，我們有沒有權利稍微站在一邊打量一下它呢？還是，只能在70年後繼續在網絡上分為若干派系，唇槍舌劍地打一場後人的口水仗？
　　這些感受，也許是永遠也寫不進我的作品中去的，因為我自己也是沒有釐清爽的。
　　遠征軍和日軍都已經消失，留下了曾與他們打過交道的松山人李正早；現在，連李正早也消失了。
　　“李正早親口告訴，他上過日軍松山主陣地。但是，這個說法後來被不少松山人懷疑”
　　戈叔亞先生所說的“許多松山人對李正早的事有疑問”，是指有人認為李正早把自己哥哥李正邦當年做的事情，安到自己頭上了；而李正邦已經去世多年，沒趕上這個松山開始被關註的時代。
　　筆者曾在一篇博客中寫道，七十年前松山最聰明的人有兩個，一個是馬鹿塘的李正邦，一個是螞蝗水的李堡林。他們當時跟日本人混得很熟，只能用這個字——混。混嘛，可以是為了活著，在日本人那裡討生活，不一定禍害鄉親；但是，混大發了，誰敢擔保一定不會做一點壞事呢？
　　在日本的獨立電視人朱弘先生告訴我，有些日本老兵仍然惦念著李堡林，並且問起過他呢。大約是上世紀80年代，李堡林還在世，有人曾經幫他做過一個口述，文章題目是《我被迫參加日本軍隊的經過》。請註意，他是曾當了日本兵的，日軍稱作“兵補”。那是遠征軍反攻初期，應該是1944年5月，高黎貢山那邊形勢緊急，松山日軍奉命前往增援，兩個日軍下士官來到李堡林家，給他弄了一身軍裝，就把他帶著到北邊跟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打仗去了。
　　當時，日軍的兵力捉襟見肘，能多一份人力當然不錯。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是誰都有此機會，你得讓日本兵信任啊，否則在戰場上打黑槍逃跑怎麼辦？所以，這份信任感得靠平時積累。而在那兩年期間，松山日軍軍需班一直是在李堡林家發豆芽。李堡林跟日軍怎麼混的沒有記載，但是，很多松山老人都知道，他的日語已經能達到跟鬼子兵會話的水平了。
　　李正邦跟李堡林肯定有相像之處，李堡林那時也就十五六歲吧，而李正邦已經是三十郎當的成年人了，肯定混得更自如一些。關於李正邦跟鬼子怎麼混，也是具體傳說不多，如果李正邦當年不是特別禍害鄉裡，像這樣的事，松山人也不會太不給他留口德，中國人厚道嘛。總之，李正邦沒有夠得上漢姦，否則戰後清算時可能就給斃了，當時龍陵縣斃過幾個戴上漢姦帽子的。不僅如此，他甚至可能還立過功呢，當然算不算另說了——據松山人說，在遠征軍打松山陣地（1、2號高地）時，李正邦已經很活躍地與遠征軍部隊混在一起了，他幫助遠征軍弄到了一挺日軍九六式輕機槍，並且嫻熟地抱著機槍對著日軍陣地猛掃。他居然會操作日式輕機槍，可以想象，如果此前跟日軍混得不熟，日軍怎麼會讓一個中國人擺弄自己的家伙；他再聰明，也很難說就能無師自通地打機槍。
　　這是李正早的哥哥。那時李正早十四五歲，他哥跟鬼子混得好，他當然也在鬼子那裡算個熟臉兒。所以，鬼子讓他放馬了。松山陣地上日軍的馬廄不少，我們在踏勘戰場時看到了多處。當時日軍的重兵器、給養什麼的，都得靠馬馱的。那麼，李正早就應該有機會接近日軍核心陣地，而不是像一般松山人那樣，在大埡口公路邊的鐵絲網那裡就被擋住了。松山陣地是日軍絕對的秘密，因為保密工作做得好，後來遠征軍才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代價，因為沒刺探到詳細的陣地編成、火力配置情況。2004年10月，李正早陪著筆者在松山轉悠時，親口告訴我，他上過日軍松山主陣地。但是，這個說法後來被不少松山人懷疑，他們說，他哥哥上過陣地還有可能，他不可能的。
　　這個就放下吧。李正早還說，他那時經常拉著馬從大埡口的日軍慰安所門前經過，那些花枝招展的朝鮮“姑娘人”經常逗他，一來二去地就混熟了，她們還教他唱歌呢。而唱歌最好的慰安婦，就是那個後來被自己救了的樸永心，當時她的“花名”叫若春。當時，日本兵都喜歡這個若春。
　　松山人也質疑這一點。但是，2004年在松山上，李正早的確是跟筆者唱起了日本軍歌《滿洲姑娘》，歌詞是描述中國東北一個姑娘在春天等著鄰村的小伙子小王來迎娶自己的心情，具體內容我是後來在所收藏到的一本《日本軍歌集》里找到的。而且，一說起當年的事情，李正早的松山方言里不時跳出來一些日語詞句，就像是這些年留洋歸來的“海龜”的話語習慣。那麼，這些日本話他是跟誰學的呢？當然，他非常聰明，也許跟日本兵不用混很久就能學會他們的話；但是，這麼些年了，他怎麼就沒有學會用普通話接待來訪者呢？也許，學語言真得跟生存壓力聯繫起來——如果有一撥人隨時掌握著你的生殺大權，你可能就變成語言天才學會他們的話了，否則往小了說，會混不好；往大了說，有可能稀里糊塗地送了小命呢。
　　“朱弘說，請幫我給李正早燒炷香，我回來一定要給他上墳的”
　　然後，就是李正早救慰安婦的事情了。據他本人說，那是在遠征軍攻剋松山後的第二天早晨，他帶著幾名遠征軍炊事兵在勐梅河邊抓魚，突然看到了她們。最初是五個人，有一個驚慌地滑倒跌在河裡淹死了，其他四人看到他都跪在地上磕頭，念念叨叨地求他不殺。當時，她們在撈著河裡的青蛙吃，有的在啃食青苞谷。他說話後，那些慰安婦抬起頭來，認出了他，於是請他救命。他就領著她們到了馬鹿塘他哥哥李正邦家，讓他嫂子給慰安婦做了飯吃。後來，李正早攙扶著大肚子的樸永心去了臘勐街的第八軍野戰醫院。當時，樸永心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有七八個月了，可能已經死了，走路的時候，下身的血水順著雙腿流下來……
　　2003年，經日本的朱弘先生努力，已是朝鮮公民的樸永心由西野瑠美子、戈叔亞等幾位歷史學者和記者陪同重返松山。在大埡口一個小院歇腳時，李正早從人群中擠了進來，主動跟樸永心打起了招呼。事先人們都不知道他這檔子事，當然沒有安排。幾乎在同時，樸永心也轉過身來，認出了李正早，兩人攙扶著抱在了一起。這個情景，當時媒體有電視記錄，也有文字報道，他們說了一些話，話題跳躍性很大，但是，彼此認得是毫無疑問的，而且，樸永心也承認是李正早救了自己。
　　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一些人認為，其實那還是李正邦乾的，李正早只是作為家裡的一個小孩“在場”而已。反正，哥哥已經死了，弟弟把這些事情攬到自己身上，也大差不差的。只要當時救自己的時候這個小孩在場，樸永心老太太也就沒有必要指出誰是主要救助者，反正，就是他們哥倆兒吧。
　　現在，李正早走了，松山人再說起他的這些事，也許不會太挑剔到底是不是他乾的了，因為再沒有外人來打聽他、請他講了。何況，松山人本來就厚道。
　　現在，話題要再次回到“活著”這個概念了。
　　在《活著》中，富貴為什麼只能那樣活著呢？老天賜給人一條命，到底應該活成個什麼樣子呢？這時候也許得問這樣一句話：他不那樣在底限意義上活著，能怎麼樣呢？李正早同樣如此。如果當時他不是在日占區，也許會被抓了壯丁，那麼就會“被遠征軍”，那樣，他的故事也許和那些抗戰老兵的故事一樣了。
　　那些抓他的師管區或者補充兵團軍官有耐心了，也許會給他做如此的教育：你應該保衛你的國。此前，李正早肯定知道抽象的“國”的含義，無非就是老天爺畫了一塊地，正好你就降生在這裡，於是，你就是中國人。不管此前這個國到底管沒管過你，現在，你卻必須拿出命去保衛它了。
　　而且，當時雲南這一塊國，親爹是姓龍，中華民國政府頂多算個繼爹呢。
　　好了，看到那些“被愛國”者的處境吧，他們的晚境里，照到了幾縷“國”的夕陽？你擁有的，只是民間志願者的個人愛心啊。這時候，你是不是特別想把心裡那個空洞的“國”，置換成這一個個寄來養老金的“人”呢。
　　但是，老祖先說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那麼，就別愛得那麼大了，愛這些“匹夫”吧。這樣彼此相愛著的匹夫多起來，也許還真的就湊成一個嶄新意義上的“國”了呢。
　　我記得，戈叔亞老師看了我給他的回信，說很感動，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在日本的朱弘先生說，老戈，請幫我給李正早燒炷香，我回來一定要給他上墳的。
　　有這兩個匹夫之愛，匹夫李正早應該可以安息了。
　　本版作者餘戈:1968年7月出生，在陝西、甘肅、雲南等地鄉村、軍營度過少年時代。1985年考入軍校從軍，曾在部隊任雷達技師、宣傳幹事。1994年調入解放軍出版社，現為《軍營文化天地》雜誌主編。業餘時間收藏抗戰文物，進行“微觀戰史”的寫作。著有《1944：松山戰役筆記》、《1944：騰衝之圍》等。　　（原標題：松山戰場匹夫們的今與昔）